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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五届丨张宝林：实录与诤言，一路走来冷暖自知

Original 张宝林新三界 2022-01-01

作者简历

张宝林，1947年出生，高级编辑，资深媒体人，残疾人事业理论工作者，作家、书法家。先后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（1970年）、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（1978年），文学硕士。历任人民日报记者、人民日报市场报副总编辑、人民日报海外版二版主编、中国物资报社长兼总编、华夏时报社长兼总编、中国残联理事兼研究室主任。现任中国智力残疾人及亲友协会主席兼秘书长、法人代表。

原题

实录与诤言

——《一路走来》序言

作者：张宝林

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，正是文革中期，一批来自北京、上海、南京等地的大学毕业生，陆续被分配到安徽淮河边的一个叫凤台的县城工作。其中有68届毕业于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的张树田兄，和70届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的我。还有来自清华的文小凡、朱根五、周振国，北大的蔡泽钦、许巍，复旦的叶松涛、潘小龙，南工的唐嘉陵、朱广佳，科大的梅慰坤，北农大的何美德，北邮的张翼程、张敦英等。

我们这些人后来戏称是“凤台老九”。由于都是外地人，经历相似，趣味相投，所以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。加上当时大多单身，星期天无处可去，就常常聚在一起，打打扑克，下下象棋，喝点小酒，自然成了密友。改革开放以后，这些人有的调回了各自家乡，有的考取了研究生，大多离开了凤台。剩下为数不多的几个在凤台扎了根，树田兄就是其中之一。

后来，他当了县官，其间曾调到淮南市一个区当区长。后来又回到凤台，当县人大常委会主任，直到退休。他常开玩笑说，你们是飞鸽牌，我是永久牌。你们是奔驰，我是沃尔沃（卧而卧）。

这几年，“凤台老九”除了早逝的一两位，在北京、凤台聚会两次。第二次聚会时，树田兄悄悄对我说，正在写自己的经历，还没写完。希望写完我给写个序。他说，学工科的，写东西不行，想到哪儿，写到哪儿。也有人劝他别写，写出来得罪人。但他说，人来世上几十年，怎么走过来的，回忆一下挺有意思。好在一路走来，还真干了一些事儿。他知道，现在这书不可能正式出版，那就找个地方印几百本，留给子孙后代和一些熟悉的朋友，也算是个念想。

前些日子，树田兄把电子版寄来了，书名就叫《一路走来》（下面简称《一路》）。我认认真真读了一遍，觉得这个序，我是推托不掉了，必须写，还得认真写，马虎不得，否则对不起他对我的信任，对不起我们之间的友谊，也对不起这部书稿。

我原来以为，他这本书，可能就是扩大了的履历表。他在县里工作的时间很长，可能是重点，但小小的凤台，有多少可写的东西呢？我在县里工作过六年，我觉得值得一写的东西实在有限。

但他的书稿，334页，充实饱满，激情四射，反思深深。读后为之一震，也使我对这位老兄充满敬意。说实话，虽说原来在一个县城好几年，但毕竟各有各的工作，相互了解并不太多。这次看书稿，才对他的一生，包括他的童年、学生时代、文革中的大学生活、在凤台的那段经历，尤其是我离开凤台以后的情况，有了全面的了解和认知。

《一路》从出生（1943年10月）写起，一直写到2018年，他曾经为之呕心沥血的“西淝河排灌站”竣工，横跨75年。这75年，有整整6年在新中国成立前，也就是民国时期。此后便是所谓的“解放后”。现在人们常说的“前三十年”“后三十年”，他当然全部亲历。

所谓“前三十年”，“后三十年”并不是确指。“前三十年”应该指1949年到1976年或1978年，即新中国成立到“文革”结束，或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。人们现在习惯后一种说法，即前后以1978年分界。此后到去年，又是十年。所以，《一路》是从个体视角，从民间这个侧面，映射了“新中国”成立前后的全部历程。

“新中国”有官修的历史。自1949年始，每十年都会有各行各业总结自己的十年成就，还会有一本由权威出版社出版的《新中国ⅩⅩ年》大部头问世。1959年，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撰文，题目就叫“伟大的十年”。那年出版的书名，我还记得，是由周总理金字题名、红色封面的《新中国十年》。1999年，人民出版社出版了《新中国五十年大事记》。书中介绍：“本书以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准绳，依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，忠实、客观地记载在这不平凡的五十年中，我们党、国家、人民前进的足迹。”

历史上由官方主修的历史，叫做正史，但每个朝代，一般都不修本朝史，而是修前朝史。新中国当然也不可能自己修当朝史。但是，像上面说的“官史”还是每时每刻都在“修”着的。

除了正史，还有一种野史。古代有一种小官，叫作稗官，专给帝王搜集街谈巷语，道听途说，供皇上御览，了解民意民情。稗官写的这些文字叫做野史，后来，非官方私人编撰的史书也叫野史。

民间学者、文人骚客，甚至普通人撰写的著作、诗词、杂录、族谱家谱、私人记忆，实际也是野史的一部分。唐代的伟大诗人杜甫和白居易的许多诗篇，忠实记录了所在时代的民间疾苦和社会百态，被称为诗史。而小说家言，如《红楼梦》《儒林外史》《镜花缘》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》等，都可以作为了解历史的佐证。

从古至今，官方对民间的撰述和收藏少有支持甚或敌视。秦始皇焚书坑儒，“天下敢有藏诗，书，百家语者，悉诣守、尉杂烧之。”这种情形历朝历代，绵延不绝。历史学者吴迪说：“自秦以降，民间修史屡踣屡起，至明后期，官禁不在，野史大兴。有清一代虽文网森严，但也未能将民间修史斩尽杀绝……

《一路》就是当代史的个人记忆。冠冕堂皇的官修历史，虽然自称“忠实、客观”，实际常有文过饰非甚至歪曲、伪造之处。偏听则暗，兼听则明。只有允许大量的民间叙述存在，才能把真正的历史留给后人。

当然，无论是正史，还是野史，由于史家的立场、见识、文笔的良莠不齐，都有优劣之分。修史，讲究的主要是史德。有史德才能写好史书。古人把修史的要素用六个字概括：“史事、史文、史义”。史事，指历史事实，这个事实，必须真实可靠，不能虚构，不能扭曲，更不能为了特定目的胡编乱造。史文，指记载史事的文献和表达的文笔，人们自然希望文献多，文笔好，俾可供人爬疏辨识，喜闻乐见，流传久远。史义，是指具有史家的志向和观点。这个“义”字最难做到。清代的大史学家章学诚对这六个字的解释是：“事者其骨，文者其肤，义者其精神也。”

作为工科生的树田兄，未必读过章学诚等人的著作。但他的这本《一路》，却暗合了史学界关于修史的要义。

首先，树田兄忠于“史事”。他把自己从童年到晚岁的经历，如实记录在案，不虚不妄，客观实在。

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，城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那些宏大叙事，身在乡野的树田兄，只是一个小学生、初中生，不可能有太多的了解，所以书中很少涉及。在第一章“我的家乡我的家”中，倒是较多记录了那个古老的村庄解放初在历次运动特别是大跃进，以及后来文革中的变迁。

作者的家乡是山东省东阿县旧县村，这是个有一千多户人家，四千多口村民的大村。民国时，这样的大村，有许多名胜遗存，虽经多年战乱，都没有大的毁伤。旧县村和附近的村镇，歴代留下了影壁墙、楚霸王墓、汉张迁碑、永济桥、曹植墓、秦氏节孝坊等若干处名胜。这些古迹在作者少儿时代，他都见过。但大跃进毁坏了很多。经过文革，除了极少数，如曹植墓尚在，张迁碑被移到博物馆，全部荡然无存。

他家附近的影壁墙东曾有十余方石碑，都是旌表本地善人义举的。最为突出的是作者的高祖张化鹏的懿行碑，光绪年间立，汉白玉石料，毁于大跃进和文革。古御道旁的龟驮碑，是明代阁老于慎行神道碑。几百年来闻名遐迩，毁于文革。植有汉柏四五株，古碑数方的楚霸王颅墓，在大跃进中被夷为平地，现只存半块残碑。

至于旧县村所在的东阿县，原来叫东阿镇（现又改回原名东阿镇，不过隶属平阴县了），更是一个名镇，春秋时期称为谷邑，是齐相管仲的食邑，曾与茅台镇、景德镇齐名。作者1957年读初中时，县里的古城墙、城门、文庙、县衙、城隍庙等都称完好，大跃进和文革中均遭毁弃。

于慎行，是作者家乡的大名人，万历帝师。他的陵墓和祖茔“于林”,系鲁西南地区知名的家族园林,是曲阜孔林、邹县孟林外又一名门墓地，具有重要的观赏和文物价值。据记载，于墓规制宏大。墓门外有对狮。甬道两侧有石俑、石马、石羊、石虎和华表各二。还有东西石碑，刻有万历御书的“帝锡玄庐”坊，十三方圣旨碑等。万历还御植白皮松100棵。墓前有邢侗书丹“于文定公墓”碑。这片原由于氏后人管理了四百余年的墓地，在1967年,被远在聊城师范的“革命小将”劳师远征，彻底毁坏。于被挫骨扬灰，碑刻石雕被砸烂后修渠铺路。只有于慎行的墓志铭被其后人设法保存下来。

文革毁灭的名胜古迹和历史文物，何止亿万！旧县村、东阿镇的遭遇不过是沧海一粟而已。呜呼！如此罪恶滔天的文革，近年竟有人称之为“艰难探索”，竭力为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张目。好在有树田兄这样的亲历者，悉心留下诸多史料，让后人窥斑得豹，不使谬种流传。

历史上秉笔直书，称为“董笔”，树田兄的文字也是“董笔”。这支笔，在全书的各个章节任意挥洒，直言无忌。其中第三章《不平凡的中学六年》最值得注意。这一章共40节，是全书的一个重点。它写到了反右，更集中反映了大跃进、大炼钢铁、浮夸风、打麻雀、大饥荒的乱象。稍微了解一点当代史的人，都知道，这是上世纪中期一出接一出的荒诞闹剧。这里只举几个例子。

反右——

小小的年纪，当然不懂反右是怎么回事，但他的印象是，身边的右派都是好人。如旧县小学的杨老师,寨子村的张若秋老师等等。最可笑的是，树田兄自己也差点挨整。只因在小整风中,他检讨了生活散漫的缺点，不想被一个小伙伴揭发，说他对合作化不满，证据是他说合作社的马死了,社员们分吃马肉。其实这纯属编造，他们村里既没有马，更没有吃过马肉。老师保护了他。但那个小小年纪就想邀功请赏的伙伴，让他齿冷心寒。

大跃进和浮夸风——

全国性的：十九个省宣布消灭了文盲。很多省、县、公社,几天之内办起了若干大学。河南登封县文村乡(公社)办起了十二所大学。方城县建立了三百多所文艺学院。作家康濯在一篇报道中称，一亩山药120万斤;一棵白菜500斤;小麦亩产12万斤；皮棉亩产5000斤。

身边的：班上一位同学宣读了自己的跃进目标，两年内入党,三年内赶上郭沫若。学校有块试验田，校长定了单产十五万斤的指标，最后亩产五百多斤。学校西面建起炼铁炉,结果炼出许多大铁疙瘩。他亲眼看见一块“黑乎乎的东西”。上面粘着“铁锅碎片、门鼻子、小截铁链,没烧透的焦炭,没熔化掉的铁矿石、碎煤”。

上面乱指挥，下面瞎胡闹。1958年7月底,他在村东看到一个社员赶着牛把玉米地犁掉准备插红薯。那时玉米已经抽穗了，为啥犁掉呢？这个社员回答：“队长安排的。”这块地最后绝产！

树田兄认真查阅了有关统计数字，每次都不一样。比如1958年粮食产量，到底是多少，究竟信哪一个？

1958年10月：8000亿斤。

1958年11月：8500亿斤。

1959年4月：7500亿斤。

1959年8月：5000亿斤。

2011年1月：3953亿斤。

上有所好，下必甚焉。假话成风，摧营拔寨。树田兄所在的平阴二中《校志》载：“1959年下学期,济南市对重点学科(语文、数学、外语)期终进行统考,二中各科总平均成绩79.63分,获得全县第一名。”这有整有零的数字从哪里来的？原来考试时，和试卷一起发下来的还有一张标准答卷,考完全部收回。那为什么总平均成绩只是79.63分呢？树田分析，这样才显不出作假。而且可以证明，学生参加那么多运动,牺牲了那么多学习时间,还取得了那么好的成绩,这是路线方针正确啊！

大饥荒——

大跃进、浮夸风带来的恶果很快就显现出来了。树田兄举了个小例子：每天饭后的第一节课后，小便处人满为患。为啥？学校每天每人的口粮是8两红薯干，外加照得见人影的稀汤水。

俗话说，粮不够，瓜菜凑。但是，那时连瓜也没有。树田兄报出的代食品是：红薯叶、胡萝卜缨、辣萝卜缨和辣圪垯缨、榆钱儿、榆叶、洋槐花、洋槐叶、插杨叶、梧桐叶、柿树叶、柿子落果、榆树皮、马齿苋、灰灰菜、米篙、猪牙草、蓟蓟菜、白葑、苘叶、芙芙苗秧。他郑重声明：这些都是我的父老乡亲赖以度荒活命的食物,而且我全部亲口吃过。

树田兄还隐晦地写道：1957年我们入学时是四个班208人,而毕业时只剩三个班133人,中途流失了75人,占36%！因为生源短缺新招高中两个班只招了84人。高中阶段又流失学生28人，占33.3%。高中毕业时只有56人,每班不足30人。至于“流失”的同学哪里去了？就请读者自己去联想吧。

树田兄上大学的第三年，文革爆发了。此后，一直到他分配到凤台县的头几年，整个社会都处于文革的动荡之中。作为同在北京念大学的当事人，他对文革种种乱象的详细、生动的描述，常常引起我的强烈共鸣。读了这些貌似平和，实际饱含愤懑的文字，读者大概可以了解什么叫十年浩劫，什么叫天下大乱，什么叫无可奈何。

文革开始以后，他在学校只能干这些事：到清华大学参加批斗王光美大会、批斗彭德怀和罗瑞卿大会。参加学校批斗“三胡一王”（胡耀邦和胡克实、胡启立、王伟）大会。参加批斗“小反革命”（两个小学四年级的小姑娘）大会。参加“八一八”和其他几次毛泽东接见接见红卫兵。到山西、陕西、重庆、湖北、湖南、贵州大串联。上面打倒了什么人，要开会声讨；毛泽东有了什么“最高指示”，要连夜游行庆祝。课是彻底停了。造反派们到各地煽风点火。树田兄这样比较保守的学生，只能在学校“混”日子。

其实，文革期间，在北京的大学中，北农机的运动还算是比较平缓的。清华、北大，我的母校人大，都发生过因大规模的批斗和武斗，惨死多人甚至几十人的悲剧。这种极端混乱、完全无序的状况，现在的年轻人恐怕是很难想象，也很难理解了。

树田兄毕业后分配到安徽凤台，第一个身份是宋小店农场工人。社会上的状况是否比学校好些呢？文革期间，任何地方，其它都是“副业”，主业仍是“革命”。到农场不久，就赶上整顿阶级队伍，他先是外调本场职工历史问题。后来又参加集训，编入县里派往各公社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，不是 “斗批改”，就是“一打三反”，还到过到公社广播站，把县广播站通过电话线送来的信号放大后，输送到公社装有扬声器的用户。广播的内容，无非是最高指示、大批判文件、赞颂丰功伟绩、样板戏、革命歌曲。

直到调县农机二厂当技术员，后来又粉粹了“四人帮”，树田兄才算开始干点正经事。这几年白白流逝的时光，也在《一路》中留下了清晰的痕迹。

历史最重史事。史事，可辨善恶仁暴，可供镜鉴正衣。只要事实真确，无论黄钟大吕，无论丝竹铙钹，都是历史交响的一部分。树田兄为如实记载那段历史做出了贡献。

这本约20万字的私家叙事，记录着一个与“新中国”共同成长的、年逾古稀的老人亦步亦趋的真实足迹。他的每一页文字，每一个故事，都是这段历史是现实影像。

树田兄在写作过程中，查证了大量历史档案（包括统计局国民经济发展公报、中共重要会议公报等）、报刊杂志（如人民日报、安徽日报等）、相关人士的回忆录（如杨献珍的《一九五九年纪事》等）。还看了不少地方志、校史等资料。

可与其他文献互为印证，具有历史意义，可供研究参考，赋予了本书一定的文献价值。

从“史文”的意义上，《一路》的文风也值得赞赏：明白晓畅，朴实无华，不事雕琢，还带有一点乡土气息。

叙述往事，如果缺少细节，就会枯燥无味。好在树田兄记忆力极佳。在前几章，他回忆少儿时的生活情景，有着细致入微的观察、描写和刻画，绘声绘色，读起来饶有趣味。

家乡的民风民俗，孩提时的各类游戏名称、玩法，上小学时课余生活如割草拾柴、野餐、捉蚂蚱、看戏，走读时“偷食”麦粒、红薯、玉米的种种花样，都有详细记述。春节期间置办新衣，碾米磨面、蒸干粮、磨豆腐、办年货、大扫除、贴春联、请拜家堂、放爆竹、吃饺子、大拜年等一系列规矩和礼数，也都不厌其详，一一介绍，让人如闻如见。

对人物、事件的描写，常有神来之笔。

“（外祖父）走坐间手中一直把玩着一对实心铁球，人未到就听见哗啦哗啦的声响。他吃饭狼吞虎咽，到我们家做客时奶奶包饺子招待他，回家说不出是什么馅儿。”一个性格豁达、不拘小节的老人呼之欲出。

“有一次我参加了夜战，有一组社员把水车的铁链摘掉,把马灯挂在水车拉杠上,几个人轮流推着空转。干部们远远望去, 很像是在挑灯夜战热火朝天大跃进了。”百姓厌恶弄虚作假，形式主义的歪风邪气，用这种恶作剧来糊弄上级，让人不由会心一笑。

（在学校）吃饭时他吃了两个（包子）,把留下的两个带回家交给了奶奶。那天，还没落太阳,“奶奶告诉我：‘你拿来的包子馏了馏给您爷爷吃了。’话音刚落,见到满面菜色的爷爷咂着咀从他的小厨房走了进来。”“面有菜色”的爷爷，不等饭点，迫不及待地吃掉孙子勒紧裤带省下来的两个包子，“砸着嘴”走出小厨房的描写，不禁让人酸心泪目。

女社员差不多每人都带有一条胳膊粗、长长的布袋子，妇女们可以把撸下来的麦、豆、谷子等装入系在腰间回家充饥。“张林才（队长）常常到即将收工时对妇女们说：‘我有点事先回去了,你们干一会儿就收工回家吧！’于是妇女们心领神会,四散到周边庄稼地里去各取所需了。”“布袋子”这个细节，使人们看到了当时非常珍稀的基层干部的人性光辉。

在第三章中，有一段几个老农“妄议时政”，让人印象深刻：

“一次，接近七十岁的孟吉珍老人过路对我大声说：‘树田你说，彭德怀立了这么大的功，又把人家治下来啦，这还不是卸了磨宰驴呀?’另一次，一位秦姓老农小声问我：‘你说，照这样败坏下去，共产党还能撑多长(时间)啊？’还有一次几位老汉议论彭德怀，其中有位老汉说：‘没听说朱洪武火烧庆功楼吗？一样的！’”短短几句话，就把底层老百姓对彭德怀的尊崇，对毛泽东整治彭老总的不满，活灵活现地描画出来了。

在第六章中，他记述了下乡当阶级教育宣传队期间的一件小事：

“有一位我不知姓名的社员说的话，我印象极为深刻。这位男子说了他与人吵嘴的简要过程后，最后说了，‘怎么的啊？我是贫下中农！他是什么人？他是刁计巴大学生！’”树田兄说的这个细节，说明了好几个问题。一，农村哪有那么多阶级斗争，都是浪费时间，运动群众。二，家长里短，妇姑勃谿，根本不需要宣传队整天宣讲。三，文革中一味贬低知识分子，无端激化工农兵与知识分子的矛盾，有百害而无一利。

“言之不文，行之不远”。《一路》是一本通俗、晓畅、生动、形象的读物。我相信，即使内部出版，也会拥有许多读者，也会得到广泛传播。

前面所说的“史事”“史文”，当然很重要，但这本书更重要的意义在于“史义”。

《一路》以叙事为主，但夹杂着作者很多议论。这些议论，体现了作者的价值判断和济世情怀。对那些邪恶的、不公正的、对百姓有伤害的事，他一边如实记录，一边忍不住要发表议论。当然有时说了也白说，还是要说。不能公开说，就私下说，至少可以“腹诽”。这既是出自农家子弟的朴素情感，也是实践着做人要诚实、正直的传统理念。他入了党……从政以后，他秉性不改，不平则鸣。不仅“鸣”，还要“做”，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，为百姓争权利，谋利益。这一点，让人感动，让人尊敬，让人钦佩！我读此书，总觉得身边涌动着一股沛然之气，辉耀着一种“义”的光芒，磅礴着一种昂扬向上的精神。

“部长们，生产钢铁、钢材的设备究竟有多大，难道竟那样心中无数吗？怎么在制订生产计划的时候，竟然荒唐到这样的程度？”质问部长，义正辞严。

“郭沫若、钱学森、周建人、康濯，这些大知识分子，是有广泛社会影响的公众人物，应该是社会的楷模，民族的良心，但他们做了什么呢？”反讽“大人物”，不留情面。

有的人，当老百姓时，可以无所顾忌，畅所欲言，但当了官，有了进一步晋升的机会，就完全变了。常常昧着良心说假话，一心逢迎领导，整天琢磨怎么进一步往上爬。树田兄却一如既往。唯一不同的是，他更注重实干了。

树田兄在县（区）级基层政权工作的三十年，是他“在其位谋其政”，实现其“尽心尽力，为老百姓做些事”愿望的三十年，也是他亲自参与、体验和认识“新中国”执政特色的三十年。

从第八章起，一直到第十四章终结，写的都是他从政的经历和感触。我以为，这部分内容，是本书最具价值的篇章。如果说，前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单纯质朴、耿直率真的小青年的身影，那么，后面我们领略的就是一个成熟男子汉的责任担当、职业操守和道德勇气了。

一个好的干部，对百姓疾苦应该感同身受，对那些啼饥号寒、生死攸关的景象应该永志不忘。树田兄就是这样一个人。1985年淮南“三二”矿难，1991年的“九一”大水，是他生命中难以释怀的惨痛经历。坑口孤儿寡母撕心裂肺的呼喊，大堤上挈妇将雏简陋的窝棚，成为他心中永远的牵挂。

树田兄最后一个行政职务，是县人大常委会主任，当了两届。他这十年所有的工作，都是在为百姓争利益。不管前面挡路的是什么人，不管他的后台有多么硬，他都义无反顾，一往无前！

书中有一节关于凤台大桥的故事，读来令人惊心动魄。

凤台濒临淮河，为了交通便利，1980年代末、1990年代初修了一座大桥。之后不久，一家面目不清的公司突然介入，仅仅把两公里多的道路铺了一层薄薄的柏油，就设了收费站，收取大桥一侧车辆的“过路费”。干部群众反映强烈。树田兄立即批示，调查处理！

他后来才知道，这个公司背景十分深厚，后台和支持者包括省委书记的秘书、省财政局、省交通局、市委书记、县委书记、新华社安徽分社等一大堆单位和个人。树田和县人大代表，先后多次向县、市、省领导汇报，要求驱逐这家公司，都石沉大海。很多有头有脑的人还反复劝他偃旗息鼓。有一次，树田兄冒着极大风险，直接找到了省人大第一副主任反映此事，没想到也碰了大钉子。这个貌似憨厚、温良的男人，着实怒了。他要单枪匹马，挑战这个官官相护、合伙坑人的衙门体制！

树田兄是有思想准备的。他担任人大主任后，恶补了政治学、经济学、法学、社会学等方面的知识，搜集了大量改革开放的文件，也认真研究了发达国家议会运作模式。他知道，宪法虽然规定各级人大享有很大的权力，但基本是有名无实。但是，既然法律赋予了权利，为什么不用？他要把“人大”这个监督一府两院纸面上的权利，变成实实在在老百姓看得见的利益。曾有人问他，到人大还想干什么呢？他的原话是：“不想升官也不想发财, 只是看到可怜的老百姓任人无法无天地掠夺宰割,想护他们一把！” 真正是掷地有声！

他根据《地方组织法》第四十四条规定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职权的第四项就是“讨论、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政治、经济、教育、科学、文化、卫生、环境和资源保护、民政、民族等工作的重大事项。”主持人大常委会通过了《关于取缔凤淮路大山段收费站的决定》，立即以正式文件向县政府发出通知，并向社会公布。

这种做法，史无前例，引起了舆论的极大关注。《安徽青年报》发了新闻：“县人大和省政府在桥头撞了车”。他趁着省人大召开全会的机会，用质询的方式要见副省长，这位副省长对“质询”二字很恼火，要求改为“约见”。开始，副省长还为错误决定百般回护，但在树田等代表有理有利有节的陈述面前，终于败下阵来。最后不得不同意取缔那家公司的收费，一切恢复原样。

一个小小的被视为“退居二线”的县级人大主任，与一堆县处级、厅局级、省部级的在职官僚做了一次拼死抗争，居然取得了胜利！这真是一曲以小博大、以弱胜强的凯歌！我为树田兄的凛然正气击节赞叹！

《一路》的第十一章，题目叫“‘议会’生涯琐记”。后面的三章，也都是记述树田兄在两级“议会”任上的工作。人大，并非西方的议会，所以树田兄在议会两个字上打了引号，但人大与议会在功能上有许多共同之处。他借用“议会”这个概念，就是想提出了一个重要命题：在我们这个共产党执政的国家，究竟是不是应该发挥、或者怎样才能发挥“人民代表”对执政者的监督作用。

树田兄在努力探讨，并在实践中尽量最大化地、创造性地发挥着这种作用。在他任职期间，他做了好几件这样的好事。比如，取消虚假的棉花订购，农民不再“买棉花”完成指标；抵制粮食部门压级压价，农民卖粮少吃亏；切实提高农村学校的教育水平；不再强制基层订阅党报党刊；齐心合力保“两集”（县里的两个乡镇），等等。这些事，没有一件轻而易举，但他都办成了。

树田兄能够办成，其他人应该也能办成。这其实是树田兄想告诉大家的一条成功经验。就在本文完稿时，树田兄在微信中，给我写了一段话，其中的意思他在书中也表达过。现照录如下：

“我当时能够干成一些事与多种因素有关。一，当然不否认我想干成一些事，也找到了可以干的事，如治理西淝河。二，是有些干事的能力和经验。三，是我有一些干事的政治资源，如省人大代表、市人大常委、县人大主任，很配套，还列席县的书记办公会。四，是碰到一些好的领导者支持，没他们支持很难成功。五，是家属子女还算争气，不添乱，不拉后腿。六，是那时的政治环境比现在好，对人大和代表管的不太严，捆的不太死，当然我也不太尿他们那一套。”

他晚年做的最大最难的一件事，是在他年满六十岁、卸任县人大常委会主任以后，以“光杆子”高级知识分子身份担任省人大代表时完成的。这就是启动惠及三市五县（区）的“根治西淝水患工程”。

西淝河，是淮河的一个支流，入淮口有闸无站，形成流域两三年一次小灾，七八年一次大灾，老百姓饱受旱涝之苦。2001年大旱，西淝河断流，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亿元。2003年特大洪涝灾害，直接经济损失12.47亿元。但由于种种原因，一直没把修建排灌工程提上日程。

树田六十岁的宏愿是，利用最后一届省人大代表的机会，为老百姓解决一个心腹之患。

从2003年上任，他就开始调研，搜集资料，第二年提交议案，连续三年被列为省级人大“重要议题”。但到2008年退休，整整五年，也没有实质性进展。他像着了魔一样，死死盯着这件事。“净身而退”之后，他还是不离不弃，时时关注着项目的进展。一有机会，还会提醒各级领导不能半途而废。10年后，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复，12年后，西淝河工程终于开工。

这件事，他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加以详述，堪称一部精彩的中篇小说。一介匹夫，锲而不舍地为了一个目标，放弃了个人休闲安逸的退休生活，十几年如一日，不辞劳苦，点灯熬夜，唇干舌燥，焦头烂额，到处磕头，生气上火，他图什么？在一些人眼里，这是一个谜。

我也有一个谜，百思不得其解。这个项目，国家投资，地方受益，只造福百姓，不伤及任何人的利益，利在当下，功在千秋，怎么就得不到支持？从调研、立项、论证、审批、上报、落实，关键时刻，总是遇到重重阻力。在各级政府和机关，他不乏支持者，但更多的是猜疑抵制的基层干部、无所作为的同僚、虚与委蛇的上司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高官。十二年的扯皮掣肘，他遭遇了多少冷眼、忽悠，见识了多少虚伪和丑陋！

这个排灌站，前年我在回凤台参加“老九”团聚时参观过，那时还没竣工。撰写此文时，我问他什么时候正式启用的。他回复：2019年3月。

“这天天气很好，碧空如洗，天朗气清，微风拂面。天空偶尔飘几朵棉絮般雪白的云彩。河面波平如镜，河边布满了渔民的拦网和网箱。一行行垂柳，一丛丛茭白翠绿欲滴。轮机过处，不时有野鸭、白鹭和一些叫不出名称的禽鸟儿，从树丛、苇丛中成群飞向碧空。”

这段话，是树田兄在项目进展走上正轨后，首次全程巡视县境内西淝河时信笔写下的。在这本书里，难得见到如此抒情的文笔。他的心情大好，十几年的辛苦没有白费。他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了。其实，他也没有休息。这本书，就是他“休息”时，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。

凤台县原属阜阳地区（后改市），阜阳出过两个全国闻名的大贪官：王怀忠、王昭耀。这两个人，后来都官拜副省级。但是，殊途同归，二人因贪腐先后落马，一个死刑，一个死缓。

树田兄认识这两个人，一个还是大学同学、山东老乡。但他绝不走他们那条路。他的官当得很小，他的路走得很长。如今走在凤台县大街上，还会有老朋友打招呼。闲时，他常到南京、瑞典看看闺女儿子，孙子外孙，尽享天伦之乐。

路是人走出来的。不一样的人，走不一样的路。

皓首回眸，感受迥异。

如鱼饮水，冷暖自知。

2019年11月21日

一夜庐灯下

张宝林读本

张宝林：6377部队学生营的集体追忆